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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都是学霸惹的祸（第9页）

使连阡陌者空无籍，无立锥之家籍辄盈野：明代的田地主要有官田与民田两种，皇庄、学田、牧马草场、园陵坟地、勋贵庄田、百官职田、边臣养廉田等，都是官田，其余为民田。田地是政府征收赋税的重要来源，明初曾核实天下田地，造有鱼鳞图册，以制定赋税额度，每一次田地的变动都要记录在案。但是，当土地兼并严重的时候，富人可以田连阡陌，贫者却无立锥之地。更可怕的是，被收买的小吏，可以使用高超却卑鄙的手段，使得家有良田千亩的富家在官方记录中表现为无田，富家便可轻松逃避赋税；而根本没有田地的穷家却被登记为田产丰富，需要承担沉重的赋税。

这笔丝绢税，一定是当年的经手小吏在账簿上做了手脚，才让歙县蒙受不白之冤！

事不宜迟，帅嘉谟迅速又写了一篇呈文，简单描述了一下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。他知道，吏目向来世代相继，如果彻底掀出来，很可能会得罪一大批人，所以他对于成因，只是含糊地提了一句“先年不知弊由何作”，只强调这个税科是被篡改过的，是不对的。

人，可以不追究，毕竟过去快两百年了；事，做错了，就得拨乱反正。

帅嘉谟还提出另外一个重要论据：“人丁丝绢”明明是人头税，那应该就是按人口收取，单独让歙县缴纳，难道其他五个县一个人都没有吗？

隆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帅嘉谟正式把这篇呈文提交徽州府，满怀期待能够得到回应。

应该说，这次的呈文比上一次的更有说服力，新提出的两个证据也都很合理。可是报告递上去，毫无动静。徽州府这次连回复都没有，置若罔闻。

帅嘉谟到底是数学学霸，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学霸杨教谕。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考虑到稳定和仕途，跟技术性问题无关。帅嘉谟把一个战略性错误当成了战术性错误，一味钻牛角尖去查考细节，等于媚眼抛给了瞎子看。

换了其他人，大概就认命了，可是帅嘉谟没有退缩。这个耿直倔强的数学学霸，意识到从徽州府和应天两院都得不到支持，遂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。

进京上访！我找你们领导去！

这里要特别插一句，帅嘉谟的这个行为，在别的地方可能惊世骇俗，但在徽州，还真不算出奇事。徽州这个地方，民风彪悍。这个“彪悍”不是说他们好打架，而是说徽州人好打官司。

中国老百姓一般都有选避打官司的倾向，爱打官司的人，会被当成“刁民”。地方官考评，也以“涉讼事少＂作为民风淳朴的标准之一。但徽州人的做派，和如今美国人很相似，动辄兴讼，有事没事就喜欢对簿公堂，所以盛产精通法律条文的状师、讼师—号称“健讼”。

这民风不是明代才培养出来的，早在北宋时期，徽州人就喜欢打官司。欧阳修曾经如此描述徽州民风：“民习律令，性喜讼。家家自为簿书，凡闻人之阴私毫发、坐起语言，日时皆记之，有讼则取以证。＂徽州人，家家都有个小账本，没事就暗暗记下别人的言行，打官司时甩出来当证据，这法律意识真是够强的。

以至于南宋时，徽州籍贯的理学大宗师朱熹也无奈地评价本乡人：“其俗难以力服，而易以理胜。”所以帅嘉谟在本地打不成官司，毅然赴京上访，这个做法很符合徽州人的风格。

不过他这个“上京”，可不是去北京，而是去南京。

当时大明中枢分成南北二京，北京的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五军都督府、翰林院等政府机构，在南

两用ー示：北的入、服票、、的日用，每作导以机构，任京都有一套一模一样的备份。南京这套备份政府，虽然权力远不及北京的大，但在南直隶这片地方还是很有发言权的。

尤其是钱粮税收这块，南京的户部统管南直隶、浙江、江西和湖广诸司，都是膏腴之地，天下半数税赋，皆出于这里。南京户部的影响力，不比北京户部正印差多少。

帅嘉谟抵达南京以后干了什么，没有资料记载。但从各种官府文件透露的细节能推测出，他应该没去找户部，而是先去找了都察院一位姓宋的御史，求递陈情状子。

这是个明智的决定。以帅嘉谟的身份，想直接找户部高官申诉很难，但搭上一个言官就容易多了。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，职责为稽查六部百司之失，一向喜欢搜集民意，风闻奏事，找他们管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