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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6章 魏文侯用人与魏国崛起（第1页）

春秋末叶，周室倾颓，礼崩乐坏之势如汹涌洪流，席卷华夏大地，将往昔那秩序井然、尊崇礼义的时代彻底冲垮。周天子虽名义上仍居天下共主之位，然其威权早已旁落，政令不出王畿，恰似落日余晖，渐趋黯淡，难挽颓势。各国诸侯，久困于周王之制，至此纷纷摩拳擦掌，仿若挣脱牢笼的猛兽，觊觎着那至高无上的霸主桂冠，意图在这乱世之中，凭借武力与权谋，开疆拓土，成就不世之功，引领华夏新局。

彼时，齐国在经历田氏代齐的风云变幻后，虽坐拥鱼盐山海之利，财货丰饶，珍宝盈仓，却因政权更迭之初，内部矛盾丛生，各方势力角逐，忙于弭平内乱，稳固新生政权根基。朝堂之上，新旧贵族明争暗斗，政令推行屡受阻挠；市井之间，百姓亦因局势动荡，人心惶惶，无暇顾及生产。齐国欲振昔日雄风，尚需时日磨合。

楚国，地广千里，带甲之士百万，其疆域之辽阔、兵力之雄厚，本应在乱世中一骑绝尘，令他国望尘莫及。奈何旧贵族势力根深蒂固，仿若盘绕在国家肌体上的千年藤蔓，紧紧束缚着革新的步伐。这些贵族们，凭借世袭特权，垄断朝堂高位，贪恋土地财富，肆意兼并，致使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当他国纷纷寻求变法图强之路时，楚国却因内部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，空有雄浑国力，却难以舒展拳脚，在时代的浪潮中渐显迟暮之态。

秦国，僻处西陲，与西戎诸部混战多年，在血与火的洗礼下，民风剽悍，尚武之气弥漫。然而，远离中原文明核心区域，使其在文化、政治、经济诸多层面落后于东方诸国。文字古朴简陋，政令传达不畅；农耕技术粗放，土地产出低微；朝纲规制不全，治理略显混乱。东进之路，仿若荆棘塞途，每一步都充满艰辛，秦国亟待破局之法，方能跻身强国之列。

韩、赵、魏三家，脱胎于晋国，恰似新生雏鸟，羽翼未丰，却已置身于强敌环伺之境。周遭楚、齐、秦、燕诸强，虎视眈眈，犹如饿狼环伺，稍有不慎，便有覆灭之虞。且三家初立，内部领土划分、权力分配等矛盾纷至沓来，纠葛不断，内忧外患，令其举步维艰。

值此危急存亡、风云变幻之际，魏国，这片位居中原腹心之地的邦国，在魏文侯的引领下，仿若一颗蒙尘明珠，经岁月磨砺，终在乱世中绽放出熠熠光辉，开启了一条波澜壮阔、震撼古今的崛起之路。

魏文侯，名斯，乃魏桓子嫡孙，生于乱世，长于忧患，自幼目睹家国离乱、百姓涂炭之惨状，痛心疾首之余，一颗壮志雄心悄然在胸膛间燃起。他决意凭借非凡智慧与卓绝谋略，为魏国闯出一片朗朗乾坤，令其屹立于乱世列强之林。魏文侯其人，沉稳坚毅，仿若那历经千载风雨仍屹立不倒的磐石，任惊涛骇浪侵袭，兀自岿然不动；睿智果敢，身处纷繁复杂、瞬息万变的局势之中，总能于电光火石间洞察先机，做出最为精准的决断。尤为难能可贵者，乃其心怀四海，礼贤下士，深知人才乃立国之基、强国之本，在那个等级森严、尊卑有序的时代，竟能放下身段，以谦卑之心广纳四方贤才，其胸襟气魄，远超同时代诸多君主，仿若熠熠星辰，照亮魏国用人之路。

李悝，这位被后世尊奉为法家先驱的不世之才，彼时正隐匿于山林乡野，潜心钻研治国安邦之策。魏文侯听闻其贤名，如获至宝，遂亲备厚礼，不辞辛劳，翻山越岭，前往拜访。其诚意之至，令李悝动容，终出山应召，出任魏国相国一职，就此拉开一场震撼战国历史、扭转魏国国运的变法大幕。

彼时，魏国境内，旧制腐朽衰败，宛如一张千疮百孔、摇摇欲坠的破网，漏洞百出，难以维系国家运转；贵族势力根深蒂固，仿若参天巨树，根系纵横交错，深入朝堂与民间。他们依仗世袭特权，肆意兼并土地，致使农民流离失所；垄断仕途，将贤能之士拒之门外，朝堂之上尽是碌碌无为之辈，政令不通，国家发展陷入僵局。李悝深知，欲振国势，非大破大立不可。于是，他宵衣旰食，殚精竭虑，在广泛考察魏国国情、民情之后，一部系统完备、影响深远的法典——《法经》应运而生。

《法经》共分盗法、贼法、囚法、捕法、杂法、具法六大篇章，仿若一张严密的法治之网，事无巨细地规范着社会万象。盗法，严惩盗窃财物之徒，护百姓私产，使市井之间盗贼敛迹；贼法，着重打击杀人越货、谋反叛逆等重罪，维社稷安稳，令宵小之辈不敢轻举妄动；囚法、捕法，精细规范囚禁、抓捕罪犯流程，确保律法执行公正高效，让违法者无处遁形；杂法，涵盖诸多社会乱象惩处，如欺诈、赌博、淫乱等，净化社会风气，使民俗归正；具法，则犹如一部律法总则，依据不同犯罪情节、性质，灵活量刑，确保刑罚得当，不偏不倚。《法经》一经颁布施行，魏国上下，仿若被一道严明的法治之光所笼罩，官吏奉公守法，百姓安分守己，社会秩序井然，为魏国的后续发展筑牢了根基。

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，农业之于国家，犹如命脉之于身躯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李悝目光如炬，深知欲富国，必先强农。于是，他大力推行“尽地力之教”。他不辞辛劳，亲率一众官吏、农官，足迹踏遍魏国山川田野，依据各地土壤肥沃贫瘠、水源远近多寡等实际情况，因地制宜，悉心指导农民种植作物。于肥沃之地，劝勉多种五谷，精耕细作，力求高产；于贫瘠之所，则倡导种植耐旱、耐瘠作物，充分挖掘土地潜力。

为防谷贱伤农、谷贵伤民，李悝又独具匠心地创立了“平籴之法”。每至丰年，粮食产量大增，市场粮价恐跌，官府便依平价大量收购余粮，囤于仓廪；待到灾年，粮食歉收，物价飞涨之际，官府则开仓放粮，平价售予百姓，平抑物价。如此双管齐下，魏国农业生产蒸蒸日上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仓廪充实，为国家的军事征伐、文化昌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有载：“是时，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，以为地方百里，提封九万顷，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，为田六百万亩，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，不勤谨则亩损亦三升。地方百里之增减，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。”此古籍记载，恰为李悝“尽地力之教”成效之有力佐证。

乱世之中，军事力量犹如一国之脊梁，唯有强军，方能御敌，方能开疆。魏文侯慧眼独具，在一众武人之中，相中了吴起与乐羊两位不世出的军事奇才。

吴起，这位在兵法韬略上造诣极深、近乎传奇的将领，初入魏国时，却因杀妻求将一事，备受争议与诟病。彼时，流言蜚语仿若阴霾笼罩，众人皆对其侧目。然而，魏文侯并未被世俗的流言蜚语所蒙蔽，他透过表象，看到了吴起那卓越超群的军事才能，毅然决然地对其委以重任。吴起感念魏文侯的知遇之恩，自此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

他受命在西河之地，精心训练出一支精锐无双的劲旅——魏武卒。魏武卒的选拔标准，严苛至极。参选之士，需身着全副甲胄，背负强弩长箭五十支，手持戈矛剑戟等长短兵器，携带三日口粮，且须在半日之内，疾行百里路程。如此高强度的选拔，确保了入选者皆体魄强健、耐力惊人。而这些精锐之士，在吴起的严苛训练下，更是精通各种战术阵法，无论冲锋陷阵、攻坚守城，皆无往不利。

在与秦国的屡次交锋中，吴起率领魏武卒，屡建奇功，威震敌胆。阴晋之战，五万魏武卒对阵五十万秦军，兵力悬殊，仿若螳臂当车。然吴起毫无惧色，他巧用谋略，充分利用魏军训练有素、装备精良之优势，灵活指挥部队分进合击。魏武卒们仿若猛虎下山，以一当十，冲锋陷阵，杀得秦军丢盔弃甲，大败而逃。《吴子·励士》中记载：“于是武侯在庭，设坐庙廷，为三行，飨士大夫。武侯曰：‘今日庙廷设坐，为谁？’夫曰：‘为子起。’武侯曰：‘子起，为谁？’夫曰：‘为吴起。’武侯曰：‘善。’乃令起复就坐，而群大夫起，为吴起庆。”此段古籍文字，生动展现出吴起在魏国之威望，以及阴晋之战后众人对其的敬重，经此一役，魏国声威大震，河西之地尽入囊中，为魏国向西拓展疆域，打开了一条宽阔通途。

乐羊，亦是魏文侯麾下一员能征善战的猛将。中山国，这个地处魏国东北方的弹丸小国，虽疆域局促，然凭借地势险要、城防坚固，多年来一直负隅顽抗，令周边诸国头疼不已。魏文侯权衡再三，力排众议，任命乐羊为主帅，率军征伐中山。乐羊深知此役艰巨，亦感恩魏文侯的信任，临行前立下军令状，不破中山，誓不还朝。

围困中山国的日子里，长达三年之久，乐羊面临着重重艰难险阻。中山国军民拼死抵抗，其顽强斗志超乎想象；敌方又使出离间计，散布乐羊拥兵自重、意图谋反的谣言，一时间魏国朝堂之上议论纷纷；国内更有诸多质疑之声，质疑乐羊的作战方略，质疑他为何久攻不下。但魏文侯不为所动，他坚信乐羊的忠诚与能力，始终坚定不移地给予支持，源源不断地为前线输送兵员、物资。《战国策·魏策》记载：“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。其子在中山，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，乐羊坐于幕下而啜之，尽一杯。文侯谓睹师赞曰：‘乐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。’睹师赞曰：‘其子之肉尚食之，其谁不食！’乐羊既归，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。”由此可见，魏文侯虽对乐羊有所疑虑，但仍能以大局为重，坚持用人不疑，终于，苦心人，天不负，乐羊瞅准时机，发起总攻，一举攻破中山都城，凯旋而归。这一战，不仅彰显了乐羊的坚韧不拔与卓越谋略，更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魏文侯用人不疑的非凡气度，令天下贤才纷纷侧目，为魏国的人才汇聚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向心力。

在尊崇贤能、礼敬文士方面，魏文侯更是堪称战国诸侯中的翘楚。听闻儒家大师子夏在西河讲学，声名远播，如雷贯耳，魏文侯心向往之，遂亲自备上厚礼，前往拜访。他以学生之礼拜子夏为师，虔诚聆听教诲，每有疑问，必虚心求教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言：“孔子既没，子夏居西河教授，为魏文侯师。”在魏文侯的大力倡导与亲身垂范下，魏国上下，一时间掀起了一股尊儒重学的热潮。